朱永兴不明白郑氏集团的行动为何如此保守，但他知道，过不了多长时间，郑氏集团的内讧和分裂便要爆发。而这个导火索，便是郑经的行为不检。先是气死了乃父郑成功，然后又因为心虚而展开大清洗，弄得将士离心，纷纷外逃。
心理太阴暗了啊！朱永兴反复思考过，最终是不发一言，静待着郑氏集团走向分裂。而郑氏分裂的最大受益者将不再会是清廷，朱永兴有信心会吸引到绝大多数的投靠者。
朝廷还在，郑经便不能象历史上那样自行宣布袭爵继位，这是朱永兴可以依赖并加以利用的制约手段。如果情况允许，朱永兴甚至可以联合台湾郑世，一举解决掉郑经这个逆子。或者可以从中斡旋，将台湾的郑氏力量吸纳过来。
“殿下，卑职已经将忠勇侯等人所提供的情报整理完毕。”易成与朱永兴分析了一下这次对陈永华、冯锡范释放烟幕弹的效果，便拿出一份文件递了上来。
搜集、探听郑军内部情报，并不是这份文件的重点，但郑氏集团是一个以海商势力为核心的政治集团，人员构成复杂，各种人物对朝廷、对清廷的态度不一，多加了解也不无益处。而西南明军的战略重心不断东移，特别是对水师寄予厚望，掌握东南海域的风汛、潮汐等资料，更是不可或缺。
“……原住澎湖百姓有五、六千人，原住台湾者有二、三万，延平王亲自带去的三万水陆官兵以及家眷，能操练者不及半数，船只三百余号；金、厦等地军民总数约十万，成军者约为三万。船只大小上五百号……”
尽管不是重点，但朱永兴看过郑军的实力，仍不免皱眉。
“郑家兵将亦不过如此，之前显有夸大。”易成猜测着朱永兴的心思，在旁补充着说道。
朱永兴淡淡一笑，继续阅看资料。他倒不是惊讶于郑氏集团的军事力量。而是看到金、厦实力超过台湾很多，这样一来，在郑成功去世后，郑经如果得到金、厦众将的支持，台湾的郑世显然不能抵挡。如果与郑世联手，或者可占上风，但南海舰队也必然有所损失。在国战的时候，这种内讧必要吗？
“……郑军南北两路分开驻扎，上下相去千有余里。路途遥远，难于相互配合和接应；郑经能力低下，不擅打仗，手下诸镇将彼此素不和睦；郑军组织涣散，兵丁失于操练，终属参差不齐；郑军内中无家眷者十有五、六，鳏寡孤独的士兵自然会有故土之思，因而其军心必然不稳……”
这忠勇侯陈霸颇有怨念。将郑军的弱点一一罗列，倒也言之有据。朱永兴又是一笑。此时只能了解，却不是与郑军撕破脸皮、刀兵相见的时候啊！不过，这故土之思却是明军可以利用的。郑家兵将多出于潮、惠、漳、泉等沿海地带，明军东征所占领的地区显然是具有吸引力的。
“……闽省清军约有大小戈船二百余只，小快哨百余只，选拨七十只。伪同安总兵施琅为郑部旧将，惯于海战，其部下现有兵丁约四千，伪海澄公臣黄梧能力不高，标下惯海并壮练者约三千有奇……”
朱永兴停了下来。手指轻轻叩击着桌案，好半晌才沉声说道：“这施琅倒是一大祸患，应早除之。日后将多有登陆作战，利于浅海作战的十二桨快船还应多多建造。”
“殿下英明。”易成笑道：“许龙、吴六奇、苏利亦是惯于海战之辈，都为我军所击败，这施琅的兵将不多，定不是我军对手。”
“不可大意啊！”朱永兴提起笔，在资料上作着注释批示，准备交给海军商议，嘴上接着说道：“派人召叶虎来，孤有事交他去办。”
如果能用反间计之类的手段除去施琅，当然是本小利大的好事。朱永兴没有把握，但觉得可以一试。四大臣辅政，特别是鳌拜当权时，极力扭转顺治朝的汉化趋势，再行重满轻汉的愚蠢做法，施琅虽然暂获提拔，在历史上却也是几番沉浮，甚至在京师闲置十几年。
之前模仿吴三桂的笔迹，搞出了一番混乱，现在朱永兴觉得还可以故伎重施。作为少数民族，清朝统治者对于汉人的心理情结是难以消除的。而这，恰恰是这个并不复杂的计策能够成功的基础。疑心，只要疑心，便得不到重用，这就差不多够了。
“殿下身份尊贵，万金之躯，这生活起居不可过于简陋，身边亲卫侍者亦是太少。”易成见朱永兴放下笔，瞅着是个空，忙旁敲侧击地说道：“如今奄有三省之地，又有海外之基，不比创业之初，适当排场，还是要讲究的。”
朱永兴愣了一下，认真一想，也就明白了易成的本意。移跸之事并未确定，他便没有带着家眷随行，身边不过寥寥几个侍女。正因为阿珠、龙儿不在身边，易成便想趁此机会塞几个汉家女，为以后作铺垫。说到底，还是阿珠、龙儿的异族身份让易成等人觉得是个障碍。其他的什么亲卫、排场，不过是个掩饰，并不是重点。
“以后再说吧！”朱永兴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形势确有很大改观，但亦不可骄傲自满。初至一地，大事尚未完成，便搞什么排场之类的，殊不适宜。”
“只是这——”易成还要开口再劝，朱永兴已经摆手制止，岔开了话题。
……………
整个抗清的形势确实大为改观，西南明军的崛起，给清廷制造了很大的压力。四大辅臣接掌朝政，一番清理改动之后，开始着力于军事。大举用兵便意味着钱粮的充裕，清廷不顾天下残破、民生艰难之现实，议派练饷；而被正式下旨废除的圈地之政，因为顺治死后，各势力的重新洗牌又有发生。
只要顶住，只要坚持。清廷便会把财政压力转嫁于民，苛政之下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奋起反抗。清廷的暴敛残民，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也加重了统治地方的压力，为朱永兴所鄙夷。
在田地上加税，从贫苦农民嘴里抠食。既愚蠢又低效；得之不多，且难以持久。而沿海迁界，不仅抛荒了大量无法征税的土地，再加上对外贸易、盐课、渔课、商税等的损失。朱永兴不知道清廷是缺钱，还是在扔钱。丢了西瓜捡芝麻，似乎只要这个评价最贴切了。
而朱永兴领导的明政府采取的则是截然不同的政策，对农民的赋税是一降再降，并不以此作为财政收入的重点。而商税、矿税、盐、茶等，整个份额却是逐年增加。从滇省开始。没有了官商勾结，也就没有了收税的障碍。至于士大夫阶层的利益，近乎是一张白纸的滇省，自然是不用太考虑的。
除此之外，再向上几次对外掠夺，海贸的兴盛，财政的组成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，几千年来以农税为主的模式正在发生改变。当然。随着土地基数的增加，总额还是有所增长。
其实呢。两种敛财方式从根本上来讲，一个是立足长远，一个是急功近利。但清廷显然不清楚，西南明军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大战，一年两年时间可以彻底解决的对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