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廷之八旗子弟长于骑射，在陆地上强弓烈马、攻城掠地是其所长，而于水战，尤其是海上作战，则绝非其所能。特别是东南沿海郑家拥有的雄厚实力，以及数次海战的失利，使清廷不寒而栗，不惜代价地采取了切断义师同陆地居民联系的暴政——沿海迁界。

而对于大规模沿海迁界所造成的影响，清廷也有所估计和预料，进而采取了更为短视而自大的政策，首先将目标指向了郑家的降兵降将。

“次第催拨各投诚官兵，分配外省开垦。官兵及别镇兵，各给行粮，分驻于浙江、江南、江西、湖广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诸省，屯垦荒田，给其牛种，免其六年租税。将领或督垦，或拨在督、抚、提督衙门效劳，文官赴部候选。”

将投降的郑氏官兵遣往外省垦荒屯田，是担心他们再次叛逃，将他们安插于各省，则可分散其力量，以消除隐患。清廷既然欲以坚壁清野的封锁之策解决郑氏集团问题，本应善待已经归降的郑氏官兵，使降者安心，未降者动心，才有利于招抚。但清朝统治者出于对大海的恐惧，出于对汉人防范的心理，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其结果必将导致已降者离心，未降者寒心。

清廷的这个决策，对于多为闽籍、留恋故土的广大海上投诚官兵来说，无异于晴天霹雳。于是，有的铤而走险，策划叛归郑氏；有的潜逃四处藏匿；有的则千方百计地隐瞒眷属人口，希望能使部分家属逃脱移驻，有的投诚官兵为了争取留在福建，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，以百姓顶补。

对一般郑军官兵而言，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难忍思乡之苦，谁也不希望在降清后连同家眷离乡背井，被押送异地垦荒。因此。清廷的错误举措将成为郑氏集团用以稳定军心的反面教材，这使得清廷的招抚策略表面看起来很优厚，但却很难再奏效了。

而施琅手下的水师提标游击钟瑞原为降清的郑军，清廷沿海迁界已招致其不满。又见要将投诚之官兵移驻于外省垦荒，遂与中军守备陈升密议，借出港巡哨之机，带着少数心腹逃出至广东向明军投诚。说起其中内幕，这也是情报局的大功一件，成功策反敌将投诚的第一例。

好马不吃回头草，钟瑞和陈升由郑家投降清朝，如果有选择，自然不想再回去。也就是说，随着西南明军的日益强大。对清朝将领来降的吸引力也在超过原来东南的最大势力——郑家。毕竟西南是正朔，是正统，而郑氏集团的家族式经营往往不能给外姓的将领更大的施展空间。

策反钟瑞和陈升只是情报局计划中的第一步，朱永兴之前便已经做过提醒，只要从施琅手下挖出降兵降将便是胜利。不必要求他们做出什么刺杀施琅、献城而降的大事。

不熟悉海上情形的清廷统治者一向视海波为畏途，不敢轻言海战，且对郑氏降将组成的水师一直心存顾虑。尤其是重满轻汉的顾命四大臣主政时期，对武力剿灭郑氏集团的信心发生了严重的动摇。对主要由郑家降兵降将组成的水师更是猜疑日重，历史上便有解散水师，并将收复金、厦有功的施琅留于京师闲居十余年之久。

所以，只要钟瑞和陈升成功反正归来。在随后的造势当中，假书信和谣言等手段将使清廷产生施琅乃郑氏旧属、心怀故旧之情、难逃纵贼之嫌的印象。甚至进一步可以有施琅正潜心隐忍，企图大计的想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