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亡于清，原因很多。但政事疏漏，与士人过宽，与庶民过严，商贾借士人崛起，无利不起早，心中无国家民族之所义，唯图方寸之所得，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“士子一中秀才，便有两百亩免银田，投靠者趋之若鹜，有些则卖人情包揽亲朋故旧之田。江南历史上拖欠钱粮之因，与士风有颇大关系，那些士大夫虽不如此张狂，但比之普通士子却更有力，特别是身占朝籍之人，礼抗官府，私下里却田连阡陌，华堂美宅，广蓄家奴……”

朱永兴一回到南京，便在早朝上表示了对“国家养士”制度的不满。有些臣下并不知道这是他久以有之的改革措施，还以为他是在杭州时因见富豪士绅沿湖围田，官府欲疏浚却面临阻力，而大发雷霆。

“或给粮，或给银，独不予赋税之惠，以绝其损国肥私。”朱永兴的声音在大殿上回荡，“宗室藩王亦是如此，发放俸禄而不予封地，并可间接参合五民之业。”

若是连宗室藩王都不享受赐田免赋的待遇，那些士子也就少了物议。至于参合五民之业，也是让宗室藩王慢慢能够自食其力。当然，宗室藩王若涉足工商，极可能会利用权势和影响，损害工商界的公平性。所以，朱永兴决定在宗人府中成立一个投资部门加以管理，或投资商团，或投资其他领域，杜绝宗室藩王的直接经营。

中国封建社会的治乱轮回，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土地的再分配。每每安定之初，土地兼并还不严重，百姓的生活在轻赋薄役之下，尚能安居乐业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总会出现大贵族、大富豪、大地主。土地兼并日益严重，民众生活日苦。到了矛盾不可调和之时，便是又一轮战乱的开始。

所以，朱永兴便要在此时土地充裕，兼并尚未大规模开始时，尽可能地限制一些特权阶层。士绅是。宗室藩王也是。

当然，朱永兴知道所谓的“均贫富”是不可能实现的。就算现在他划了一条相对公平的起跑线，但越往后，贫富的差距便会拉大。因为人人是不同的，体力、智力、勤懒等因素，都影响着个人及家庭的发展。

贫富差距不可消灭，而且并非都是不合理的现象，要杜绝的是某些人利用漏洞而投机取巧、不劳而获。

健全和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、税收制度，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。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而且在目前来看，还不是特别的迫切。

“启奏万岁，国家养士乃是祖制，骤行更改，恐不妥当。”正卿为郭之奇是群臣当中是年纪最大，资历最深的，当然思想也是守旧的，与除张煌言以外的新进官员都唯朱永兴马首是瞻大大不同。

“国家养士。朕当然不否定。只是方式略有变更，堵塞其中漏洞而已。”朱永兴还不敢一下子便来个人人平等。甚至官绅一体纳粮当差也须在北伐成功之后试行，所以说得委婉，“朕刚刚看过国战债券的发行情况，十分失望。江南乃士风最浓之地，认购额却不及湘鄂。难道这便是士人的爱国之情，难道他们可以坦然受朝廷之恩惠。却不思报效国家，亦是理所应当？”

“万岁，江南受鞑虏压榨荼毒，元气大伤，财富大损。尚需时日恢复。”张煌言上奏附和着郭之奇，身为士人，他虽觉得士绅有劣迹，但大体上还是好的，再者，朱永兴登基之初，也不好落个刻薄寡恩的名声。

“启奏万岁。”户部尚书易成上前反驳道：“张尚书之言有误，据户部统计，债券发行，江南以小额认购居多。也就是说，买者多为小户或平头百姓。难道说受压榨的只是士绅富豪，还是说百姓的生活比他们还好？”

“这便是朝廷要用民脂民膏养的士，要优渥对待的绅吗？”朱永兴不禁发出冷笑，“都说富而后知礼，知礼而后贵，朕看倒不见得啊！这书读得越多，怎么倒是越不爱国？我朝养士二百余年，仗节死义者令人崇敬，可现下江南所剩的怕皆是鞑虏之顺民吧？鞑虏压榨盘剥时，可曾有过反抗？怎么光复之后，既无尺寸之功，倒要朝廷优容施恩？连平头百姓的觉悟都不如，尚要争这争那，算不算寡廉鲜耻？”

“启奏万岁。”监察部尚书周良甫上前奏道：“据各地方官所报，江南士绅多有辜负圣恩者。万岁减赋惠民，那些士绅却征收如故，苛待佃民，实在可恶。”

“视朝廷法令于无物，该如何处置，由刑部拟议。”朱永兴脸色变得铁青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朝廷有雷露之恩，亦有雷霆之罚。犯者必究，绝不宽贷。”

“微臣遵旨。”张煌言心中暗自叹息，有些士绅实在是不晓事，授人以柄，罚之有据，现在却是转圜不得了。

辜负圣恩，这是一个比较虚，也是一个封建帝王常用来处置臣下的罪名。重了，可以说是“罪无可宥”或“罪该万死”也不为过。朱永兴下旨减免赋税时，便说得详细，既让田主得利，又让佃户受惠。阴奉阳违，被扣上这个罪名也是活该。况且，朱永兴本来也有设个陷阱，让那些贪利的士绅钻进去的心思。

大局要稳定，但有根据的治罪处罚却不在此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