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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不可思议的意外和历史的机遇把朱永兴推上了权力的金字塔尖，让他雄居塔顶，俯视万方，这是一种享受，还是一种酷刑？
对于要承担改天换地重大责任的朱永兴来说，这固然会让人有掌控巨大权力的乐趣，却也让人有如临深渊的凛惧。而历史上每个朝代的中兴，也正是因为改革而获新生，不改革便灭亡了。
名为中兴，实为重造。积重难返的明朝已经在腥风血雨中荡涤了一遍，经历过这场惨事的人们，无论是官员，还是百姓，都有所觉悟；而赫赫功绩加上封建传统赋予朱永兴的无上威权，使其的改革能够较为顺遂地推出并实施。
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大明还没有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，或者说有可能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还没形成气候。所以，作为极权体制下的改革者，以朱永兴的中人之资才能有做改天换地的历史巨人的宏伟理想。
没错，中人之资，这是朱永兴对自己的定位。除了跨越时代的眼光，他自认是不能和那些历史大贤相比的。当然，若论赚钱的点子，朱永兴还是比别人更多，更广更出人意料。
就在朱永兴启驾北上没几天，从南京开始，官府便推出了新的税收条例和管理办法，直指娱乐行业。没错，六朝金粉之地，就是要从婊子和嫖客身上刮钱。
在朱永兴看来，妓女的问题不是法律的制止所能解决的。因为妓女的行业具有悠久的历史。在当今社会，虽然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形态有所不同，但妓女基本上普遍存在。性产业的出现，是社会上各个利益合力使然，非道德或法律所能轻易约束的。
既然已经是合法的存在，那就加大税负。既是对这种产业的限制，又为国库增收。同时，管理办法有各种娱乐场所的规范措施，从颁发营业执照，到建立妓女从业登记制度，并加大了对逼良为娼等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。其中还有针对妓女从良的明文规定，帮助有心跳出乌浊烟花之地的弱女。规范管理，不禁止，不提倡。不鼓励，这就是政府采取的政策。
从南京开始，杭州、扬州等地也陆续开始执行新政，先重点城市，然后是整个地区，最后是全国通行。尽管这不是什么关系国际民生的大事，但政府稳健的步伐依旧。
短期内还看不到烟花税的增降，但随着迁都。畿辅地区的地价却又上了一个台阶。特别是北京、天津的地价、房价，更是涨势迅猛。这使得第一期商铺的拍卖十分成功。获利颇丰，两百多万两银子一下子缓解了财政。紧接着，以地方政府为主导，各地又开始接连地拍卖逆产。其中以张家口、大同、兰州这三处新开的边市最为抢手，太原、西安、开封、保定、济南等大城市处于交通要道，价格位于其次。
一朝天子一朝臣。说的可不都是官员，还涉及到了该利益集团的其他人。在满清做过官的首当其冲，没有反正、投诚等立功表现的，皆以“附逆”罪施罚，家产被抄没。首犯监押，家人流放到湄、河垦荒；打击面继续扩大，则是那些拥清、附清的北地豪绅和商家，其中又尤以晋商为主，代之而起的是南方新兴的各个商团，以及北方幸存的地主和商人。
商人的精明，商人的逐利，在这新旧政权更替的时候表现得很明显。政治、军事重心都转向了北方，那经济的调整也是势在必行。而边贸向来是获利极丰的行业，内地便宜的瓷器、丝绸、棉布、铁器、茶叶等，在边市换来牛马等牲畜，一转手便是极大的利润。
而原来把持口外贸易的晋商集团的覆灭，正好给新兴的商业集团创造了一个取而代之的良机。尽管政府对边市销售的商品的种类和数量有着宏观的调整，但少了贪腐官员军将的盘剥，仍然令人趋之若骛。
从海贸到陆地，以郑家为首的海商集团借助于从龙之功，借助于数次购买国债与官府形成的良好关系，极力在北地扩张。无论是商铺拍卖，还是边市的准业执照竞标，都显示出了雄厚的财力和咄咄逼人的势头。
而南方的老牌商家则还是各自为战，势单力薄之下方才觉悟到联合起来的重要，但却已经失去了不少先机。
…………
“这些宅子先不要卖了，按照大小、规模重新拟定一份。”朱永兴提笔将第二期拍卖名单中的一些名字划掉，新朝建立，功勋之臣的赏赐还没有落实，北京的这些宅院便留给他们吧！
“天津要扩建，谁出资谁受益，本着这个原则拟定具体办法。”天津作为北方最重要的商贸港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政府拿不出钱，那就从民间募资，再用土地和房屋来顶吧！
“告诉户部，计算一下，给水利部拔些银子，查如龙又向朕诉苦了。”
“广州军区的军饷暂停发放，马上就要开打了，告诉他们，打败安南，从缴获中拿翻倍饷银，以作犒赏。”
“派兵进驻热河上营（现承德市区）的事情朕准了，让北京军区加紧行动，告诉布尔尼，那里将开边市，他不是嫌大同、张家口路远不便吗？”
“告诉甘肃、陕西巡抚，三年之内该两省的地方财政若有结余，不必转送京师，直接拔至西北军区。”
“兰州边市的收益单独划出三成，专款专用，用于在西北囤积粮草物资。嗯，如果东胜卫（现鄂尔多斯）得复，又开边市的话，也依此例办理。”
总理处官员一一记录，把朱永兴的指示或誊写成旨意。或写成给各部的文书，见朱永兴再没有交代，躬身退出了屋子。